今天是九月八号,父亲的生日。我早晨醒来,先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日子,像从小到大无数次那样。父亲1969年生,今天五十六岁。五十六岁的人,在银行干了一辈子,走路还是快,说话还是短,像柜台里点钞的“沙沙”声,干净,不拖泥带水。
我起床拉开窗帘,院子里的月季正好探到窗沿,一朵暗红的,一朵米黄的,沾着昨夜的雨。父亲已经蹲在花盆之间,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衣,后背湿了一小片。他左手拿铲,右手端一只塑料喷壶,动作轻得像在给婴儿擦脸。我站在窗口看,想起小时候写作文《我的爸爸》,我照实写:“我的爸爸喜欢种花,他蹲着的时候像一座桥。”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画了一道,说“比喻不优美”,可我觉得那就是我眼里的他——一座让我走来走去的桥,不说话,却到处给我落脚的地方。
父亲想让我跟他一起学养花,从我能端动小铝壶就开始。先是仙人掌,后来是吊兰、茉莉、金桔、对节白蜡……搬一次家,他带一次花,像带着一大家子亲戚。我们住过四十平米的顶层,也住过九十平米的中间户,最终停在这幢带南院的小别墅。不管搬到哪里,他总能在一楼找到一块地,把花盆排成一排,像给它们发工号。我仍记得最早的那间顶层,夏天热得像蒸笼,他把花都搬到楼梯转角,每天下班先爬六层,再一盆一盆往下搬,让它们透气。
我放学回来,看见他弯着腰,后背的衣服颜色深得像泼了水,便站在楼梯口喊:“爸,你不累呀?”他头也不抬:“花比人怕热。” 可我始终没学会。仙人掌被我浇烂根,茉莉被我剪秃枝,金桔第二年就不肯再结果。我惭愧,他却只说:“人各有命,花也是。”后来我就不再动手,只站在旁边看。他换盆时叫我扶苗,我扶着扶着手就歪了,土撒一地。他叹了口气,自己重新来。我知道他失望,但失望也收着,像银行柜台递出来的零钱,数得清清楚楚,却轻轻放下。
父亲做饭好吃,是单位同事公认的。逢年过节,总有人问他“老周,你家红烧排骨咋烧的?”他笑笑,不说。其实秘诀简单:糖色炒得轻,酱油放得晚,水一次添够,中间不开盖。我上大学后,每次回家,他都在厨房忙,我站门口,看他颠勺,火苗窜得老高,像给他鼓掌。端上桌,他先夹一块放我碗里,看我咬第一口,才问:“咸不?”我摇头,他就低头盛饭。那场景重复了无数次,我却一次也没说“好吃”,只把饭扒得飞快。
今晚我提前下班,订个最小号的蛋糕,回家路上买了一盆长寿花,花苞密密的红。我推开门,父亲正把最后一盘清蒸桂鱼端上桌,手上沾着葱花。我把花递给他,说:“这回我挑的,老板说好养,半月浇一次水就行。”他“嗯”了一声,接过去,蹲在地上看花盆底有没有孔,像在验钞。我蹲在他对面,第一次发现他的鬓角全白了,像撒了一把盐。 饭桌还是安静。母亲把蜡烛插好,我点火,灯灭掉,只剩五十六点微光。
父亲说:“许什么愿,老夫老妻的。”可还是合掌,三秒钟,吹灭。我切蛋糕,把带“日”字的那块给他。他拿叉子挑了一点奶油,问:“这次没买那么甜?”我点头。长寿花就放在桌边,像旁听的一小团火。
吃完饭,我收拾碗筷,父亲端着那盆花去院子。我擦完桌子出去,他正把它摆在最南边的空位,旁边是十年前的对节白蜡,树干已经比我的手腕粗。月光照下来,长寿花的红变成了暗紫。我站到他身后,说:“爸,这回你教我吧,我从浇水学起。”他没回头,把喷壶递给我,掌心向上,像递出一把钥匙。我接过,壶壁还带着他的体温。 我蹲下去,水柱细得像线,落在土面,“嗒”一声,不见了。父亲伸手,轻轻覆在我手背上,往下压了压,示意我离根远一点。我照做。土慢慢颜色变深,像一块旧毛巾重新吸饱了水。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他种的不是花,是时间;他盼的也不是我学会修枝剪叶,只是让我在某一个平常的夜晚,蹲在他身边,一起把一分钟掰成两下用——一半给他,一半给我自己。
浇完水,我把喷壶放在脚边,抬头看月亮。父亲拍拍膝盖,站起来,影子比从前短了一截。他说:“进去吧,夜里凉。”我“嗯”了一声,却没动。他也没动。我们中间,是那盆刚落座的长寿花,叶子厚得能托住一滴不肯掉下来的夜露。风过来,花轻轻摇,像替我点头。 父亲先转身,我跟着他进屋。门关上前,我回头望了一眼,院子黑黑的,只剩花盆轮廓,一排又一排,像安静的观众。
我知道,明天早晨,他还会第一个推门出去,而我,会把闹钟调早十分钟,先去厨房烧一壶水,再走到院子里,蹲下来,等他把喷壶递给我。
花会不会死,我说不好。但今晚,它们先替我们活着,也替我们记得——九月八号,五十六岁,一个女儿终于学会不躲,一个父亲终于不再把失望藏得那么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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